在云南另一端的缅甸果敢，我探访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 三明治 · 世界药丸
文及摄影 | 苏有鹏
雨水，蚜虫。
单独把云南镇康县南伞镇居民八月份的注意事项列一个表单，大部分人都会惊叹表单篇幅是如此之短。
南伞镇所属的镇康县共有15万亩的甘蔗地，所有的事情都围着甘蔗地打转：热带的雨水能冲毁农田，四年前一场山洪冲毁了800亩甘蔗地，至今还是南伞镇居民饭后的谈资；而附着在甘蔗叶上的蚜虫，七月开始进入盛发期，分泌的蜜露油亮发光，多大的太阳打在头顶，叶子也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了。
熟人社会的枝桠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只要你在南伞待个半年，准能认识全镇的人，包括操着四川口音的出租车司机。在这里生活着的南伞边民，需要忧虑的事情过于贫瘠，表单上实在留不出多余的空隙给犯罪、炸弹甚至是战争。
直到2009年8月28日，一颗炮弹从缅甸发射落入与果敢特区首府老街一桥之隔、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南伞镇，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才颤颤巍巍起来，找先生念经烧纸，生怕缅军的白磷弹烧到自家的甘蔗地。
难民营小孩子，面对镜头很害羞
据传，导火索是缅甸中央政府计划在2010年缅甸大选前，将果敢军队并入政府军中。
居民的甘蔗地变成“纸钱烧完后黑乎乎的粉末”，埋在地下的根也透着焦黄，燃烧后散发出炭火的糊味儿，这样的情景，是南伞居民无法遭受的打击。
边城
2015年我第一次踏上南伞的土地时，南伞居民对战争的恐惧已经荡然无存，六年前战争发生的当口，住在南伞的大伯专门跑到南伞中学的顶楼，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给我打电话：“听，这就是炮弹的声音。”而两年前当我再次见到大伯的时候，当初面对战争的惊恐和必须通过电话发泄的兴奋感，已经被一种自豪、勇敢和见怪不怪的埋怨所取代：“妈的老缅，天天炸来炸去，炸他娘。”
云南省临沧市出了国境线以南，有三个政权存在——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佤邦（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和缅甸联邦共和国，镇康县的南伞口岸、孟定镇的清水河口岸和沧源佤族自治县的永和口岸，前两者直通果敢，而后者则与佤邦相连，虽然他们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缅甸。
作为国家二类开放口岸的南伞，明清时就有边民互市活动，看似是发展边贸的风水宝地，但热闹程度却远远比不上相邻的瑞丽，当地百姓把原因归结为“领导前瞻意识不够”。但在豆丁的眼中，南伞和孟定却是可以抓住边贸机会走出一条致富之道的天堂，为此豆丁拒绝了伊利公司的校招岗位，整个冬末春初都在为招考镇上的公务员考试做功课。
豆丁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说他妹夫勇哥常常去给逃亡中国的果敢边民送物资。这个比豆丁还要大5、6岁的拉祜族男人平时在县城里做茶叶、建材生意，空隙时把“耶稣行的道”展露在送爱心、社工服务的日常之中。
豆丁一家是傈僳族，1900年开始，缅甸基督教会浸信会教会便不断派出传教士进入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传教，15年之后，滇西南的基督教堂已经设立近百所，信众过万。
豆丁的族人见面会握手说“化化”，傈僳语“平安喜乐”的意思。他的一个妹妹三年前读初中时，在一次生物考试后得了93分后，坚持认定这是主的“显圣”，决心更加了解主而放弃学业，只身一人前往大理的基督教学校。
而豆丁没有这样的抱负，仅仅是“上帝到底能不能创造一块儿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的问题，就能让他在青春时光中花费足够多的精力去苦苦思索。
刚刚“抢”到物资，露出微笑的难民小朋友
通常，每年的一、二月份，孟定镇新农贸市场是豆丁寒假里最常出现的地方。新农贸市场沿袭了傣族的建筑风格，花花绿绿的孔雀、金色的墙饰和竹楼。可惜这个新城区最主要的建筑，建成一年来却迟迟没有商户搬入，政府、开发商和老农贸市场商户之间关于租金和安置问题的谈判角逐一直没有停歇过。
“热闹不起来”也未尝不是好事，农贸市场门口新修的中缅路不仅宽阔，而且人流稀少，把面包车或者皮卡在路上横一个晚上，不会有停车收费的困扰，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了农产品交易的绝佳场所。
于是，豆丁像这个热带的小镇上很多从事贸易的人一样，他们需要透彻了解的信息只有四季豆、8号辣椒和茄子价格的波动，“战争是几十公里以外的事情”，甚至，豆丁会下意识不去接触更多的信息，“毕竟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小贩们每天凌晨开着自己的面包车或皮卡车到市场门口，在挡风玻璃上放上自己需要收购的农产品：豆子、辣椒或是茄子，循着夜色，几十只手电筒照来照去，一方是从缅甸进口农产品并在孟定做简单加工的冷冻库老板，另一方是准备用自己的皮卡把农产品拉到临沧、昆明或者外省的老板，当两支手电筒的主人谈妥价格，缅甸劳工会把一捆捆、一袋袋的农产品从一个老板的车运上另一个老板的车。
“果敢边民数量的多少，可以靠四季豆的价格确定。”豆丁和我说，在这个不正规、还有些占道经营意味的集市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价目表，对于无筋四季豆而言，每公斤三块是一个节点，这是农户的成本价，高于10块钱的时候，负责加工的缅甸劳工会遍及孟定镇的大街小巷，而低于一块钱的时候，缅甸劳工会在一夜间集体蒸发，“如果没有蒸发，就能判断出那边打仗了。”
边贸经济的话题是诸如南伞、孟定小镇居民会侃侃而谈的事情。孟定的南华糖厂就一直在缅甸开展甘蔗替代罂粟种植，70%以上的原料来自境外。早在2014年，清水河口岸每年的贸易额就在3.5亿美元至4.5亿美元之间打转，资本的逻辑在贫瘠的孟定坝子依旧坚挺，在南伞同样如此。
观战
廉价劳工、外国人、同宗同源的华夏同胞，中国边民对果敢人身份的认知也从疏到亲。
2009年8月8日凌晨，官方统计有1万边民从果敢地区涌入中国，猪肉的价格从10元涨到16元，宾馆的房价翻了番。
当2017年3月老街又一次爆发冲突的时候，却是另一番景象：南伞人的朋友圈尽是在转发免费空房间、空床位的信息，号召更多的人发扬华夏精神，让无家可归的果敢“同胞”留宿；当地的中通快递无偿运送物资，在政府门口摆起了捐助点，直接挂出了“果敢华侨异乡受难，华夏儿女八方支援”的标语。
“那些吃不饱饭的小娃娃，是真可怜啊，想想我都要哭出来。”快递公司一位杨姓负责人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几度哽咽，“媒体也应该组织起来帮帮这些离家在外的同胞，他们是离家在外的孩子。”
早在2016年年初，我就曾跟随豆丁到过孟定附近一个叫“光种地”的边民聚集点。
“光种地”这个地名，总让人感觉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光种地是没有前途的”“光种地是没有什么收成的”诸如此类。连绵起伏的石灰岩被大自然安插在山脉、坝子和农田里，降雨量大、土壤渗透性强是喀斯特地区永远的尴尬。同样的情景我曾在云南罗平见过，发展油菜观光产业的罗平资金充裕，政府投钱，上炸药把石块炸出坑、种上树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但在光种地，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那些关于“光种地是没有……”的想象。
光种地难民营，大娘在抱怨又没水可喝了
前往光种地的路也坑坑洼洼，村里没钱，只能用推土机挖出几条简易盘山公路，从远处眺望，土路就像在墨色的石头山上撕开了几条伤口，碰上雨季，伤口流血，泥丸翻涌，“在山崖边开车的人会心惊肉跳”。第一次上山，我们坐勇哥的车，即便车上印着“以马内利”“哈利路亚”，收音机的位置摆了一本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圣经》，在几个拐弯的地方，轮胎也多次打滑。
中途路过一个露天水池，作为难民营和附近几个村子的供水点，水池没有任何遮拦，绿色的水藻浮在水面，长脚花蚊子静静地借助水藻的浮力歇息，若是没有一股腥臭，那这个水池与厨艺拙劣的厨师做出的一锅海藻营养餐别无二致。
整个难民营共50多户人家，两只母鸡一头牛，听说我们要去，伙头（中国的“村长”）天还没亮就开始拾掇，准备弄一锅鸡汤。
能有如此的待遇都是因为勇哥。与一年后朋友圈高涨的捐赠热情不同，在当时，除了民政局，只有勇哥一家人通过教会的途径为果敢边民运送物资。“不是民政局的好干部，为啥会那么好心给他们送大米。”所以，茶叶商勇哥在他们的眼中，一直是“民政局的一个好干部”。
“不断有人和我说，中国那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你连自己的同胞都管不了，怎么还想着去管老缅的事儿？”勇哥说，问的人多了，他也不再想用“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义给他们解释，“干脆就沉默，要不就赔笑。”有趣的是，提问的这些人在一年后态度大转弯，不断联系勇哥，想让他带着去边民聚集的地方转转，看“能不能帮帮果敢同胞做些啥”。
饭桌就摆在村长家，那是整个难民营最气派的房间：篱笆围住了30平的石灰岩泥地，有一块木板做床，还有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灶，阳光流泻在灶台上，写着缅文的蛇皮口袋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再过不久，果敢边民们打算把晒干的玉米粒拿到山下售卖。和其他难民营的房间不同，进入这个房间只需要微微弯腰，并且漏水的地方也只有让人欣喜的三处而已，“床上不漏，你们想要休息还可以躺一躺。”
傈僳族难民营，信仰基督教的小朋友在看挂历
难民营所在的山头地势较为平缓，附近的石灰岩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制高点插满中国国旗，“只有中国国旗可以让我们躲过老缅的流弹。”小孩儿们围着我，问我要拉肚子的药，“每天喝绿色的水，半夜都要被屎憋醒”。我被他们拉着去看家家户户门口的蓄水池，是一个用塑料布兜住，专门用来收集雨水、散发着腐臭味的简易水桶。
果敢边民们说着“果文”（汉语），手朝对面山坡上一指：“你看，一个炮台。”绿油油方盒子一样的建筑在对面显得孤独无助，一年以后，我第二次到达这里时，看到炮台周围已经修筑了更多的工事。国境线是一条谷底小道，两边的山坡上，一面是不见人影的工事，一面是迎风舒展的五星红旗。在炮台背后，翻越一个山头，这些果敢边民的家——东山村就在那里。
从南伞镇的高楼眺望南天门山，周围连绵不绝的山脉到了这里，忽然以极其规则的长方形状态下沉，如同有一排规规矩矩乳牙的小男孩和人打架，对方用极富技巧性的拳法打落了男孩一颗门牙的样子，一颗不多，一颗不少，更没有在牙床的位置留什么残渣。
八年的观战经验告诉南伞人，从南伞城为数不多的几个高楼看缅军和同盟军在南天门打仗，是“看得最清晰，最精彩的。”因此，正对着南天门的南伞临都酒店在并非边境游旺季的时节，每当对面有枪炮声响起，面向山一侧的房价就会微微上涨，一群来自省内省外的看客聚集在这里，说一句“我要看打仗”，就能被安排到合适的房间。
南伞本地人对于这样的观看的体验也一直保持极高的兴致。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份，对面的老街火星闪闪，这头南伞周围寨子里“有个性、特立独行、拒绝听从老人教诲”的人都会到山势较高的地方，踮着脚尖眺望。
到了每个人都会发微信小视频的今天，无数的人在战争期间拍下了流传广泛的小视频。视频之所以能传播开来，很大原因是在于这些公民记者们即便深处果敢的核心区域，中国移动的信号依旧强劲，足以把1分钟视频原样发出，当地政府不得不发短信警示每一个居民：不得拍摄、传播战乱的微信小视频，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
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居民不相信，浓烟、焦土和砰砰砰的声音会带来伤残抑或死亡，一个外地长相的人背着旅行包游走在南伞镇的大街上也会引来人们的侧目，甚至会有健谈的中年男人上前问他：“怎么，要去参加同盟军吗？”当地传言，中国特种兵被招募进果敢同盟军，每个星期能赚两万美金。
去年十二月，也就是我从难民营回来不到一年的时候，南方某个大学的朋友忽然替他的同学来问我，战况如何，是否危险。多半是受到南伞镇洋溢着的虚幻感的影响，我云淡风轻地告诉他，亲眼去看战争，是人生难得的体验。为了增添一丝冒险意味，我还说：外省人想要在战争期间到南伞，会有很多阻力。
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三个月，当今年二月我又一次来到南伞，来自果敢的朋友刘星（化名）就在饭桌上讲了两个大学生在边境孤胆英雄般的故事。
在刘星的叙述中，两个来自南方的大学生跋山涉水来到南伞，他们带着尼龙绳、工兵铲、战术军刀，一身特种兵打扮，期望着利用大四间隔年，加入同盟军。他们从南伞徒步进山，在对前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自以为有的好运和心血来潮的热情去寻找同盟军的大本营。
两人在山里转了两天，误打误撞被同盟军撞见。但是，当同盟军就在眼前时，他们却分辨不出同盟军的军服，还把对方当做中国边防武警，转身想逃，“特种兵”装备掉落一地。同盟军一看装备，随即把两人当做间谍抓了起来。最后，远在南方的父母花了一大笔钱才将二人捞出。
刘星的父亲就是解救了这两个中国大学生的人。而刘星的母亲则是果敢人，家里头生意做得不小，黑白两道通吃。
“我们想亲眼去看看战争，因为这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当刘星将两人被抓时为自己辩解的话再次复述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当天晚上就联系那位南方某高校的朋友，问最后他的同学有没有出发，却得到了“后面也就没联系过”的回答——这个足以成为让我在未来人生中悔恨无数次的答复。
傈僳族难民营，家家信仰基督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前一天，我在勇哥的带领下到了另一个缅甸边民聚集点。这个聚集点靠着一个中国的傈僳族寨子——蚌孔村，附近的果敢边民与蚌孔村民同宗同源，说着同样的傈僳语。
前行途中依附在山崖边上的小路，全程摩托车开道，在几个惊险紧要的关口，摩托车的轮胎都已经远远宽于路面，一边是光秃秃的山坡，足有百尺多高，仰头可以看到奔驰在前方的摩托。我坐在一位傈僳族大叔的后座上，不敢多看，唯一在做的事情就是想象平日里他们是如何用这样的摩托车在山上放羊，想象羊群如何在垂直的山坡上奔跑。
下山的途中，我们听到了几声炮响。但这炮声没有给我带来在影院看3D大片的愉悦感，我甚至有些失望，因为真正的炮声和电影里的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在空旷的夜路上，我完全可以靠声带和鼻腔的震动发出这样的闷响去吓唬走在前面的人。
“老缅在打了！”大叔说得很轻。我好奇，单凭炮声可以区分政府军和同盟军吗？“当然不能，但不管什么军，不都是老缅吗？”我决心屏气凝神，做好仔细品味下一声炮响的准备，但傈僳族大叔们可不愿安静，他们用哈哈大笑来消解战火带来的恐惧感，在这过程中试图将战争构建成一种更加虚幻、滋滋有味的体验。他们越发把摩托车捯饬得震天响，“我们在这里！快来瞄准！”这样的话就差没从嘴里说出来了。
边境人民对于战争的虚幻感让他们把战争当做一次盛大的表演。在孟定一位从事橡胶生意，曾经和佤邦财政部部长私交甚好的老板不止一次和我形容这场不知尽头的战争：“交战激烈的那几天，我被派到光种地难民点，当天晚上，几个小学同学驾着私家车，一路狂奔到边境线上，我们提溜着几瓶啤酒，坐在灰色石块裸露的地面上，伴着月色，枪炮此起彼伏，我们在炮声中把酒言欢，那可是中年男人难得的浪漫。”
枪声为谁而鸣
枪声为谁而鸣？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答案。
果敢的知识分子，会称自己为明朝的遗民。公元1658年12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清军追击下，被迫带领官兵及随从自昆明仓皇西逃，于次年2月进入缅甸避难。后来统治果敢长达百年的杨氏家族先祖杨高学便是永历帝的将领之一。
果敢地区先后有土司、英国人、国民党和缅共的多股势力盘踞。1948年缅甸独立后，果敢地区的汉人获得了“果敢族”的身份，关于“果敢”二字，一说是科干（kokang）山的音译，一说是从掸族语“九户人家”演变来的。
1960年代的缅甸，产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排华浪潮，“缅甸军队带着武器围住我们的学校，我们跑去大使馆求救，但大使馆也无法提供更多的庇护。”一位在缅甸华人妇女协会工作的阿姨和我讲起排华期时的事情时，还会攥紧了拳头。
彭家声在1969年率领部队投奔缅甸共产党，不仅攻克了果敢，还建立了缅共政权体系下的果敢县。20年之后，他宣布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并率先与缅甸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主动要求接受中央政府领导，“果敢”从此多了一个新的前缀：缅甸掸邦第一特别行政区。
进入1990年代后，同盟军内部发生内讧，彭家声与其副参谋长杨茂良分道扬镳，“彭派”一度败退缅甸勐拉。后期政府军介入，“杨派”失势。直到2009年之前，缅甸政府都承认以彭家声为首的第一特区政府和果敢同盟军的合法性。
2009年注定不是一个安稳的年份，对于缅甸军政府而言，国际舆论和经济制裁的压力已经让国内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早在2007年，国内大米、鸡蛋等必需品涨价幅度近40%，到了下半年，政府取消燃料补贴，更多的商品跟随油价上涨，先后有多次民众组织游行示威运动，以“番红花运动”为临界点，缅甸国内的僧侣也加入到抗议的人群中，在僧侣地位如此之高、90%的国民信仰佛教的国家，军政府明白，大势已去，回天乏术。
于是，军政府决定在2010年举行多党大选，把西方的“民主”“自由”请到缅甸。但是在和果敢同盟军的谈判当中，他们操之过急，以至于擦枪走火。
而在同盟军士兵李威（化名）的口中，反抗缅甸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果敢人不愿再做三等公民。
缅甸的民族多达135个，1982年军政府推行的公民法，把国民分为成了不同的等级，依次享有不同的权利。在国内，总共有六种不同的身份证，红色的身份证是其中的最高等，拥有它意味着拥有作为缅甸公民的所有权利。而李威口中的“三等公民”，他们的身份证为绿色的三折身份证，持有这样身份证的人在缅甸境内游走，最远只能到达缅北的腊戌。首都内比都，大城市仰光永远是一个不能涉足的领地，“比进中国都困难”。
“缅族可以轻易将“三等公民”建立的工厂收归国有，还可以随意搜刮‘三等公民’的财产而不用负任何责任。”正是不愿“做一个地位最低的下等人”的想法支撑着李威最终响应了同盟军的号召，从一个普通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每个月只有大约500元人民币的薪酬”的基层军官。
为了对果敢战争有更多的了解，充分接触到每一个被战争裹挟其中的人，我在2017年年初，从南伞回来后不久，就接受了一份仰光华文报社的实习工作。
仰光小巷，在踢球的居民
仰光，缅甸联邦共和国前首都，这块伊洛瓦底江流经的富庶之地哺育着736万佛国的子民。城市三面环水，海滨路上留存着渣打银行、暴风酒店、总督府、英国大使馆等一系列殖民时代的遗迹，如果真有一种落日景象能被用来指代日不落帝国的余晖，那每到傍晚，仰光河上如细碎黄金的光芒洒遍大理石建筑、印着日文或英文的白色邮轮以及印度洋的海鸥，是最好的答案。90多年前的智利诗人聂鲁达担任智利驻仰光领事时，想必也见识到这样的璀璨，最后用“血、梦想和黄金之城”来形容仰光带给他的震撼。
从736万人中找到果敢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东吁、东芝、到腊戌，我不断利用参加缅甸华人聚会的机会，试图让华人介绍身边的果敢人给我认识，从地图上看，我的社交圈也随着活动的增加，不断向北推进。但三个星期过去，来自缅北的腊戌人已经是我社交的极限。
腊戌是缅甸掸邦的首府，离中国边境很近。我在仰光的舍友曾在腊戌卖过oppo手机，他开玩笑，腊戌就是一个云南城，整个城市没有人不会讲云南话，“准确地说，是腾冲话。缅甸的华人，先是广东人，然后是福建人，现在云南人终于崛起了。”
在离开仰光前，我终于联系上一位曾到暨南大学留学，后在仰光开了地产、旅游公司的果敢人雷老板。
能成功与雷老板接触，我自己也花了一些功夫。
起先我联系到一位房地产老板，他在工业区有自己的房产公司，他是一个从小就梦想到首都仰光建立自己事业的果敢人，事业对他的重要性，从办公室满墙“爱拼才会赢”、“忍一时风平浪静”的标语上足以体现。我与他约定见面的那个酷热下午，他一直在与一位来自中国的木材厂商协调水电费的管理，说着东北口音的木材老板想让地产老板改一下租用工厂的合同，“从早上九点半一直谈到现在，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到了下班时间，地产老板看着东北人还想要继续谈下去，只好满脸歉意地和我说：“我认识一位对果敢更有了解的大哥，建议你还是去找找他。”
雷老板，就是地产老板为我介绍的采访对象。他文质彬彬，有一股书生气，瘦高的个子，用发胶梳向一边的发型看起来不像一个40岁男人的作风，每一个动作、手势、穿衣风格，都让揣测他的年纪的人得出一个比他实际小很多的年龄。他的家世显赫，舅父曾经在吴登盛总统身边工作，本人也在2016年8月底，代表果敢民主团结党参加过昂山素季组织的第一次“21世纪彬龙会议”。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在国际社会也好，在缅甸国内也好，罗兴亚人的热度，远远超过了缅北战乱。”必须承认的是，雷老板视野广阔，谈及缅甸的问题，却又不仅仅只局限于缅甸。
仰光，在彩票店门口化缘的僧人
罗兴亚人大多生活在缅甸若开邦，信仰伊斯兰教，近年来与缅甸佛教徒频频发生冲突。但实际上，早在1982年军政府颁布的《缅甸公民法》中，就明确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缅甸公民，而是将他们列为孟加拉人，但孟加拉政府也不承认罗兴亚人是该国公民。如今，大部分罗兴亚人被赶到印度洋的若干艘难民船上，9万余人流离失所，缅甸若开邦北部、孟都以北地区的大量罗兴亚人遭到缅甸保安部队的屠杀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侵害，成为国际难民话题中一个新的热点。
“在我看来，罗兴亚人是被‘虚构’出的一个种族，而罗兴亚人的问题，其实也是军政府近年为缓和国内矛盾所做的一些‘努力’。”雷老板的观点与西方一些记者不谋而合。“番红花运动”后，军政府鼓励佛教徒成立“护教组织”对抗“有颠覆佛教传统的穆斯林罗兴亚人”。“如今，西方国家为缅甸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但却依旧无法插手缅甸的事务。西方国家，你知道的，我说的就是美国，完全可以利用罗兴亚人的问题进而插手缅甸的事务。”
这个说法确实有趣，因为若开邦还有中缅石油管道、皎漂经济特区等众多中国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一位曾经到过若开邦的前辈和我说，当地人称罗兴亚人为宾格力人，“他们人口数量远远超过登记在册的缅甸国民，而且还时常抢劫、强奸，当地人也十分惧怕这股不安定力量。”
另外，雷老板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绿色三折身份证的由来的故事，毕竟这是李威所认为的，枪声响起的核心原因。
上世纪90年代，缅甸一度成为中国犯罪分子的“庇护所”，不断有在大陆被通缉的逃犯跑到缅甸，为了在缅甸长期生活，他们必须获取缅甸身份证，但由于不会说缅语，而且还是中国人，所以只能假借果敢人的身份去办理缅甸身份证，后来此类情况愈演愈烈，最终被缅政府发现，并提高了身份证办理的限制。如今部分果敢人去申请身份证，由于不会说缅语，被人怀疑并非“果敢族”而是中国人，结果只能申领到绿色的三折身份证。
从刘星、房产老板、雷老板到后面陆续接触到的更多果敢人，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特别在意。刘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云南接受中国教育，严格意义上讲，有着双重国籍身份的她在中国的时间比在果敢长；房产老板，18岁之后就离开果敢，30岁功成名就，把所有的家人都接到了仰光，每年“即便顶着枪子儿，也不得不回”果敢的时间只有清明，为了这个，他都考虑是否应该把祖坟往南迁；雷老板，直到采访的最后，他才说自己从小在腊戌长大，果敢和他的羁绊，“只有‘果敢族’这个词而已。”雷老板的女儿从小接受中、缅、英三语教学，很多像他一样奋斗到仰光的果敢人，都会拼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欧洲或者美国。
“仰光只是一个中转站，所有居住在仰光的人都会漂洋过海。”一个在缅甸的第7代华裔曾和我说，现在住在仰光的，都是“从其他地方来首都的乡巴佬，仰光的贵族们早已经在北美和西欧世代定居。”
“在仰光还是有不少果敢人，但他们大多数在国外有了另一种生活。”雷老板解一语道破我那么久都找不到果敢人的奥秘。
仰光裁缝店，可以订做缅甸民族服饰——笼基
离开缅甸前，果敢地区又一次陷入混乱状态。当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夜没睡。在那个街区附近的僧人通宵念经的夜晚，我满脑子都是果敢网民上传的视频图像，视频里被枪指着的人抱头蹲在角落一动不动，街道上到处是炸碎的玻璃，满地的血迹。刘星凌晨三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打战的人，他们实在太坏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对战争没有了虚幻感——可当我一次次在战争图景的帷幕下看到人生无常后，我也只能默默流泪，祈求僧人的经文能超度亡灵。
我很愿意告诉读者，从这长达两年的追寻中，我对于战争到底有了一个怎样的看法，不过我的答复显然会让很多人失望，因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珍惜和平，反对战争。每一个和我接受了同样教育的人，也许会因为标语和口号的空洞而油然而生一种距离感，但我已经厌恶一个个生灵在战争面前的无力感，裹挟在战争中的人，已然进入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黑洞，任何文明社会习以为常的定律和人的一生中好运霉运交替的规则都不再发生作用。
战争会结束吗？
南伞人把战争当做一次表演，果敢边民对于战争的态度变幻莫测，同盟军、政府军各执一词，真正能说话的果敢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果敢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不知尽头的战争。
苏有鹏
学生，坐标缅甸
毕业于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在读。曾在仰光某报社实习，兼职翡翠红宝石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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